前言：

不出钱，不出力，还有报酬拿。

天上掉下的来的是馅饼？还是陷阱？

老张打算和朋友们一起去旅游，买高铁票的时候，他发现自己买不了票，原因是自己被被限制高消费（以下简称“限消”）了。

老张是一家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以下简称“法代”），却因公司涉诉而被“牵连”，他被限消后，没有办法买机票、高铁票，这对他工作和生活都造成影响。

老张只能联系自己挂名的公司，心想着，把挂名关系解除了就行。

但是，他想的太简单了，对方拒不配合办理变更，他傻眼了。这可怎么办，自己也不能一直不出门呀。

无奈之下，老张委托北京银雷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银雷律所”）为他提起诉讼，解除法代关系。

挂名法定代表人涤除登记纠纷准确的案由是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属于“民事案由”项下“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中的案由，是公司法纠纷领域 25 种案由之一。

由于此类纠纷的规则设置并不完善，司法实务中的裁判标准尚未完全统一，之前遇到过有的法院要求穷尽内部救济。

接到老张的委托之后，李启超律师牵头，组织银雷律师团队迅速开会分析此案，最终总结认为本案存在以下难点：1、程序受理难点；2、实体处理难点；3、强制执行难点。

在和李启超律师的沟通中，老张说了两个情况：一是他的法代合同快要到期了，二是对方一直没有支付协议商定的费用。

根据确定好的办案思路，李启超律师首先给老张代持公司发了《解除合同通知》，解除有偿代持合同，理由是因为公司存在实际的违约；而且对当事人的生活造成了实际影响，遂要求解除合同，一并要求股权转出。

第二件事就是解除法代，董事及监事的身份，第三点就是要求对方承担老张的律师费。

在李启超律师的指导下，老张在当地有影响力的报纸(具体应根据该公司的业务范围进行选择)和网站上发表公开声明，辞去法定代表人职务，并表示此后公司的相关经营管理活动，自己不承担任何责任，如公司其他股东及管理人员冒用法定代表人代行签署相关法律文件的，应当自行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然后，以快递形式发函给公司、股东或董事，提出辞去公司法定代表人职务，并要求限期变更法定代表人，并保留公司签收的证据、收回个人印章。

办案律师回忆说：“我们的函发出之后，我就要求老张也通过快递以及邮件给公司发函。因为快递存在时间长的问题，对方也可能查不到。但是，邮件有使用记录，也不存在时间问题，同时的话也着手立案。”

同时，发函到工商、银行、税务等相关部门，说明其本人已要求辞去公司法定代表人职务，并备案法定代表人签名，提醒相关部门工作人员防止冒签。

老张挂名的公司是在北京，一开始是在北京立案。

银雷律师办案团队按照以往的实务经验和案例检索，考虑到北京该类案例胜诉的寥寥无几，北京法院很少有判决涤除法定代表人登记事项的，多数会认为是公司自治或者简单判决驳回诉请。

为提高胜诉率，团队决定在广东起诉。李启超律师和法官多次沟通，想要将该案转到广东法院立案。

并巧妙选择广东的关联公司，坚决不追加北京被告，避免北京法院管辖。

“同时，我们就给老张先打了个预防针，第一是北京法院支持的可能性不高，第二个老张挂名法代的那家公司是广东的，我们就想把案子转到当地，觉得这样胜诉率更高一些。”办案律师说。

我们当事人知道自己被限消的时候，手头除了那两份合同，几乎没有任何证据材料。

后面又因为疫情和管辖问题，案子拖的时间比较久，但是银雷律师办案团队没有放弃。

为证明当事人与被诉企业的关联性，团队收集了6类证据，包括：企业经营状况、与挂名企业的关系、挂名口头约定及沟通记录材料、劳动合同、社保、薪资流水等。

在此同时，办案律师积极与法官沟通后，又补充了收入来源、工作证明、社保缴纳、工作记录等文件帮助法官判断。

开庭当天，老张因为被限消买不了车票没有办法到场参加。

但是，他并不太紧张，这段时间看着银雷办案团队快速确定办案策略，李启超律师一步一步有条不紊的推进工作，搜集整理证据，联系法官推动办案，他觉得自己找银雷律所找对了。

开庭时，办案律师向法官提交了相关证据，也陈述了我方的观点和主张，表示老张实际上不参与公司的任何经营管理，也没有实际的分红，甚至连约定好的费用都没有按时支付。因此，基于合同和实际上对老张权力的各种影响，要求解除合同。

法官要求办案律师当庭质证，办案律师巴不得有机会多阐明我方的观点：“我就发表了一下质证意见，因为这家公司还有另一个员工要求解除代持的情况，也被当地法院支持了，我方认可两个案件基础事实和基础法律关系都是一样的。所以，我方的诉求也应当被支持。”

最终，法院采纳了我方律师的意见，支持了我方的全部诉求。

后语：

银雷律师提醒：通过非正常渠道辞去法定代表人职务，或将对公司正常经营管理造成影响，存在一定风险，因此，应注意方式方法和保护自身权益。